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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背后的反思

1999-02-12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丰捷 叶蓁蓁 我有话说

●我相信反对的意见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的学校教育应该教会每个学生如何自我实现、如何“经营管理”自己的未来。

●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应该与每个人的指纹一样独特,教育的一项关键工作是发现每个孩子的学习模式并适应它。

●我们不能说已经发现了一种“包治百病”的学习方法。

●中国如果单纯从西方国家引进教育模式,那是绝对错误的。

一场热热闹闹的炒作之后,《学习的革命》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跃入我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销售排行榜。有消息说,该书在41天中发行了近300万册。但比起销售1000万册的既定目标,这个数字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使一部分人陷入狂热,也促使一些人冷静思考:《学习的革命》究竟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样一本书……本报记者近日通过国际互联网采访了《学习的革命》的两位作者之一、新西兰人戈登·德莱顿。通过这份独家专访,您也许能够对《学习的革命》一书作出更为准确、客观的评价。

记者:《学习的革命》目前正在中国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热潮,引进这部书的科利华公司为此投入了巨资,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您认为,一部书或者说是一部真正的好书的传播是否有必要进行如此炒作,以至让消费者承担由此带来的额外代价?

戈登:我相信反对的意见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本书的相关情况,人们怎样去了解一本新的书呢?在英语国家,出版商采用作者在电视、电台演讲以及传媒高密度采访报道的方式来发起大规模推广攻势是正常的。或许我还应该指出,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我也是学习公司的首席专家,这个公司致力于在全球推行其它的学习计划,我们也使用科利华软件集团在中国所使用的那些方法,事实上,我想他们正在采用西方出版界所使用的一些方法。

记者:是什么激发您创作这部书的?

戈登:我做过传媒业,在报社和杂志社当过记者、编辑和发行人,在电台和电视台当过主持人和制片人。珍妮特·沃斯博士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90年和1991年,我执行了一个200万美元的计划,到世界各地制作一部关于学习新方法的电视录像节目。我对4岁以前幼儿的教育特别感兴趣。这次的环球拍摄使我相信,父母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家庭是最重要的学校。根据这一主题,我们制作了6集专题片,在新西兰一个主要电视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

在编辑这些节目的时侯,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关于新的学习方法的国际会议。很巧的是,有一天我正好坐在沃斯博士边上,她刚刚完成一个为期7年的研究项目,其结果与我的结论完全一致。而且,她作理论研究,我是环球拍摄素材,双方的研究有很好的互补性。于是,1992年,我们就一起写书了。

记者: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现行教育体制和教育手段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是他们带动了世界的进步。而您在《学习的革命》一书中似乎对原有的教育给予了近乎彻底的否定,这是否过于片面?

戈登: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切中要害。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是片面的。在世界各地,很多“学者”和“专家”因其教育理论的不同而分成了很多学派。我们则是尽量如实地记录那些能够产生最佳结果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环境与我们成长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西方的教育源于农业-工业社会。在20世纪初的美国,50%的人口生活在农场,而现在,只有不到3%的美国人生活在农场;本世纪中期,大部分美国人在工厂工作,而现在这一比例不会超过15%。这就是我们现行的“西方教育制度”建立的基础和服务的对象。

传统的英美教育体制在为工业社会培养人才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当我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新西兰接受教育时,在英语、数学、科学、地理和历史等科目的考试中,成绩最高的20%学生进入大学,学校对他们的培养方向是医生、律师、经理或研究人员等专业人才;另外,有30%左右的学生进入了职业学校,他们中的女生大都被培训为打字员、办公室职员等,而男生则培养成为推销员等;最后,考试成绩最差的50%则在15岁之前就离开了校园,他们大都成了工厂的工人或其他简单劳动力。这就是工业社会的教育模式,它能很好地为工业时代服务。

然而现在,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上面提到的那种简单劳动已不复存在,还有许多中层管理的工作(上令下达的工作)也已显得多余。沃斯博士和我都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应该教会每个学生如何自我实现、如何“经营管理”自己的未来。

另外,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工业时代,很多学生往往因为自己的学习方式无法适应学校的教育方式,而最终一无所成。我们现在知道,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应该与每个人的指纹一样独特,教育的一项关键工作是发现每个孩子的学习模式并适应它。而所有的学校教育都是那些由旧的教育体制选拔出来的人设计的,这些教育方式往往有利于特别适应考试的那类学生,而对其他更多的学生不利。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人却是在这种体制外“开花结果”的,如爱因斯坦和爱迪生。

记者:这部书是基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现状写成的,同时把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当作了完成学习的革命的基础,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技术还是体制、历史文化背景都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这部书却告诉人们,它是“面向所有人的真正的教育”,“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您认为,这样说是否妥当?

戈登: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我们不能说已经发现了一种“包治百病”的学习方法。而你相当正确地指出了此书的中文版所具有的西方写作背景。

在本书中,我们尽量收入各国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功的学习方式。但即使是在西方国家,我们提出的教育模式也不是适合所有情形的。我认为,中国如果单纯从西方国家引进教育模式,那是绝对错误的。例如,美国教育既有最成功的一面,也有最糟糕的一面。美国诞生了爱迪生、比尔·盖茨、IBM和许许多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但是,美国至今还有2300万文盲。

所以,各国都应该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然后将这些经验与本国的文化、哲学、梦想和期望相结合。

现在人们已经能够与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即时联系,我们认为这将是一场新的革命的核心。这些现代通讯工具既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又给我们提供了迎接挑战的手段。

记者:如您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书,既然是革命,它实施的难度有多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何处?您的书面世后,听到过哪些反面的意见呢?

戈登: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交流、思考和发展方式的革命。其对社会的震动将远远超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了适应这场信息革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终生不断地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充分利用这场革命的成果。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工业社会的因素会与信息社会的因素并存,但这场革命已不可逆转,其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阻碍它,我认为只有如下几个因素:1、既得利益集体。包括那些出版旧式教材的人和以旧式教育谋生的人。2、某些大学和高中教师。他们只习惯于采用老一套的讲授方式。新的思想和方法总是让他们感到一种威胁,而现在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孩子们比父母和老师懂得更多,尤其是在使用新的电子通讯方面。

革命的难度有多大呢?我想这取决于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社会。新思想和新做法总是被一部分革新者首先采用,然后逐渐影响其他人。现在,我们收录的学习思想和方式,已很快地被一些年轻的父母、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所采纳。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信息已变得随手可得,这样,老师作为“信息给予者”的传统角色也应有所变化。事实上,最好的老师应该是那些能够发现学生的最佳学习方式并能够激发他们、辅导他们的人。此外,最好的学习方法还应跟先进的技术手段——电脑网络相结合。

对本书的批评主要有:

一、对本书中有关早期教育的批评。

二、本书认为学习可以是很有乐趣的事,但有很多人对此持有异议,这些人主要是那些善于死记硬背、善于考试、并从传统教育模式中受益的人。

记者:书中大量告诉我们的是成功的范例,在您经历的实践中,有没有出现过与您的意愿相反的事例,为什么会这样?

戈登:没有失败的例子!因为,我们书中收录的都是据我们的观察取得成功的例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学习的。有人最善于用记忆学习,那么我们就通过记忆的方法让他们学习;但别的人可能更适合用音乐学习,或者用动作,那么,我们就采取符合他们特点的方式。有些老师和父母一旦发现了一种新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就以为它会适合所有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正是我们批评“传统教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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